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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开始第一次接触社会企业，从吴士宏翻译的一本书认识到了社会企业。原来抱着有一个观点，就是把企业家转化为社会企业家，要比把NGO的领袖转换成一个社会企业家更容易，如今要收回，我认为这两种转换都是可能的。我们现在应该反思的是要怎样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在我自己看来，社会企业是最好的手段——把商业的“术”，即商业的高效手段用来实现一个更大的理想，更有社会价值的事业，这种力量是惊人的——用商业的“术”来实现公益的“道”。

　　自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之后，有关何谓社会管理创新、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讨论一直在进行着。学理讨论不断，实践工作也同步在进行。社会问题不断凸显、社会矛盾不断升级的根源在于“治理模式”。传统的治理模式只有两个，一是市场资本主义化——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发展，体现为个人主义，强调理性经济人、个人的交易权利、交易关系和竞争逻辑；另一种叫做层级，即政府采用干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体现为集体主义，强调雷锋精神、社会人、来自大集体的暴力垄断权、权力关系和权利逻辑。事实上，在社会急剧转型的环境中，治理模式最为重要却也是目前缺失严重的是“自组织”，即生发于民间、自下而上的解决社会内部问题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组织里面活力和创造力往往最为充沛。它所强调的是一种亲情、友情、爱情所形成的认同以及共同理想、共同制约所形成的一种基于情感的关系和志愿者精神。

　　目前千篇一律的新农村建设和企业的介入打散了农村社会最基本生活与农村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也破坏了农村社会中自组织。事实上，由民间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或者是草根NGO来治理农村，正如台湾桃米社区的社区营造一样，根据每个村落的特色与特长，结合目前“品牌农业、特色农业、观光农业、食材特工基地、休闲旅游、深度旅游“等概念，农村社会的治理效果可能会更好。根据民平均收入从两万台币迈向三万台币的经济计划，农村不仅不是拖累GDP的“三农问题”，反而是下一波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生物科技、精致农业、灯光旅游、医疗健康、文化创意皆与农村发展相关，但是如果今天仍然继续采用政府管理、企业承包的老路，农村的文化创意哪里来？农村的特色发展到哪里去？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带领我的课题小组来到杨柳村，开展了一个以灾区的生态、住房建设为核心的项目，同时凝聚村民，进行了一次社区改造的实验。出人意料的是，村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竟然把复杂的房屋建造架构搭建了起来。这个过程中，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完全被激发。项目的第二步就是帮助村民发展经济，希望由村民自组织自管控生产，这些生产包括发展羌文化旅游、生态养殖等等。在整个项目中，社区营造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村民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不论是生活还是生产，而同时又通过与市场的对接实现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社会生活在灾后的重建。杨柳村作为典型的社区营造案例，体现出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展现了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治理，最后自我发展的一系列过程。

　　国内最近社会创新主要集中在公益组织。将来希望社会创新主体从公益组织延伸到企业，带来的资源、战略、创新的模式会更多元。随着都市化快速发展和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我们势必要增加更多的战略CSR，鼓励企业去做更可持续的产品研发，去做更多的价值营销和公益跟财务的结合，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投。企业导入社会创新行动不在于公益，而在于提升它的竞争优势，如果能整合好企业的社会价值，可以显著提升消费者、投资者跟采购者对企业本身的认同，甚至相关的溢价的产生，这就是社会创新的成效。通过持续跟踪这些企业，撰写企业社会创新报告和封闭的国内外的社会洞察力的研究报告，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协助推动社会创新，协助城市去建立企业创新园区，作为一个相关的智库去做社会企业的创新模式的支援，或者是慈善城市的公益模式的支援，再通过政府跟企业的对接，协助政府公益，推动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今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第12届Enactus世界杯，厦门大学代表队的项目是处理东南沿海堆积如山的生蚝壳、牡蛎壳，引入台湾的50%投资，由当地政府和当地投资人出资50%，把蚝壳处理成无害垃圾和材料添加剂。通过一年的运营，解决了当地的大乌村堆积十年的蚝壳，大大改善了当地村民的居住环境，减少了传染病的发病率，更重要的是让政府意识到这个环境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政府不再出台限令去限制当地渔民养生蚝牡蛎，当地经济得以持续性发展。接下来这个项目将逐步处理周边七个乡村堆积的牡蛎壳。

　　友成普融首先是一个社会企业，这是根据尤努斯教授的七大原则得出的结论。简要而言七大原则就是用商业的手段来做公益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的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为了这个事业所投入的资金是可持续使用的，盈余不分配，同时要兼顾公益机构中员工的激励与人才留存。其次，友成普融是作为友成基金会四大战略之一成立的“创新性实业”，其他三个分别是：参与性资助——基金会绝对不是捐钱就好，更要挖掘、培养、培育公益性人才；服务性整合——草根机构更多地是提供单项或单方面的服务，而服务性整合就是说其实可以把附近的资源通过牵线搭桥全部整合起来；开放性与竞争性——做公益一定要广泛参与、心胸大开，不怕竞争，竞争谁做的社会效益更大。

　　恩派是2006年成立的公益机构支持类组织，这个领域涉及的业务非常广泛，包括公益孵化器项目，即在一年的孵化时间内提供核心的支持——包括公共空间、能力建设、资源平台、种子资金等，除此之外还提供学习网络、财务管理、辅导、咨询等等，以及出壳后的后续服务。凤巢目前为15家左右公益机构提供基础服务和项目服务，包括免费的场地支持、硬件设施和物业相关支持、能力建设的培训和资源平台。在建设中的公益新天地也是属于凤巢的项目，是由民政局发起，恩派运营，主要的参与方是社区和各类公益组织、社会企业、普通公众，是社会创新孵化园更综合、更扩大、更复杂的版本。

　　共青团做慈善公益，一方面会有国际的视野，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共青团的使命、定位和组织网络的特点。在委办局、市民政局、人保局、社会工作党委、市文明办的大力支持下创立的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把团市委内部资源、青年志愿者部、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以及各部门的项目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邀请了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王振耀院长作为理事，积极推动跟友成基金会等社会机构的合作，推进社会企业家的培育创新的理论课程的发展，同时联合国志愿者能力建设培训基地也设在这里。近期目标是构建一个有共青团特点的、每年面向百名青年社会组织的领袖、千名大学生社团的领袖、万名青年志愿者的培训基地，积极推动党政部门、团组织、媒体和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公益基金会的代表，推动跨界沟通合作。

　　城市有很多空置的屋顶，城市也有很多问题——污染、工作压力、有限的土地和食品安全。上海市统计有1900万平方米的闲置空屋顶可以被利用。前些年上海在把所有屋顶做平改坡，我们想为什么不把这些屋顶利用起来？我们团队全是景观设计师，在2010年前服务于上海世博园区的景观工程建设。我们提出V-RooF理念，利用厕所、厨余水通过生物净化和物理净化，将氮磷钾的成分输到屋顶上，浇灌种植蔬菜，并贯穿景观化的休闲方式(即健身房等可以放在屋顶上开展的活动)，以及整合太阳能设施、雨水设计系统，充分发掘“屋顶经济”。

　　小时候住在邻居互相打招呼的社区，随着房地产的发展，社区变成了陌生人的楼房集群。有没有可能把互联网的2.0搬到社区里面，成立一个满足居民需求的2.0社区呢？乐创益社区是全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社会创新和社区文化营造的社会企业。我们的愿景是在全国的社区中建立网点，打造快乐、共享、公益的社区文化。2009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叫“荒岛图书馆”，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爱书人交换图书的平台。我们利用社区中的闲置空间，完全由志愿者来运营。我们也跟很多公共空间如咖啡馆合作，授权他们使用我们的品牌。

　　朱小斌(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创始人)：商业企业用创新的方法来做公益，更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公益组织用创新的商业模式能够让自身可持续达到公益的目的，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两个层面都是社会创新。社会企业需要符合铁三角的原则：第一，这个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第二，企业家必须具备社会企业家精神；第三，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来支撑它的发展。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潮，是一种非常大的趋势。对于广告或者传媒这个行业来讲，也许需要去成立像“社会创新”媒体平台，帮助企业提升战略性CSR，帮助其开发创新型公益的产品开发并进行传播，这才是真正媒体和广告业需要提供的能力。

　　李东生(中国广告协会会长)：作为中国广告协会，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但是它是政府和企业当中的桥梁，它是为广大会员服务的，它是搭平台的。我们中国广告协会下面建立的中国广告元素就是为了踏踏实实地发展中国广告传媒业，能够挖掘中华历史文化的宝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支持，中华的文化将来和商业融合并不简单，要把中国元素和现代的意识结合起来就需要创意。朱老师讲的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东西，现在想到了，就可以去探索。